我是《橘颂》沃土上的黄杨木

来源:衢州新闻网-衢州日报 2017-11-27 10:05

  孔繁强

  接到《衢州日报》“《橘颂》三十年”的征稿函,我有点惊讶,也有点欣喜。那便是久别重逢的感觉。

  我的几位文友一直在督促我的文学创作,说:“你难道就真的退出文学江湖了?要晓得人们只知道你是一个书法家,而作家却鲜为人知。”有时还笑里带责:“你真是文学园地里的黄杨木。”是的,“千年黄杨木,一世勿会杜”(衢州方言,即一辈子不会大)。我的书法老师朱关田先生也曾诘问过我:“历史上文学家的地位高,还是书法家的地位高啊?”可见人们对我的文学创作充满期待。

  我对文学的爱好缘于我的家庭,因为生于儒门,父亲和爷爷对于学文都是极为崇尚的。“孔子说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,这是爷爷常说的话。严格说,我的处女作是1958年读初一时写的一首自由诗。那时,我们在一个叫五十都的村里帮人民公社采茶籽,晚上写了一首诗,叫《我们在茶籽山上》,班主任黄乐川老师鼓励我投到衢县广播站去,结果居然播出来了。

  从小,我的抱负是做个科学家,要造原子弹,为祖国作贡献,所以理科很好,在衢二中读高中时是化学课代表,吴良老师的得意门生。然而,我的语文也很优秀,毕业模拟考试的作文《太阳刚刚出山的时候》,陈葛满老师给了最高的评价,并钢板蜡纸刻后油印给两个班传阅。我们六四届是衢州二中历史上招生最少的一届,只有两个班,并且是全金华地区招生的,可见都是尖子吧,而我又是尖子里的尖子。遥想当年,何等风光。

  1964年是我人生最糟的黑色之年,因为我一个三叔在台湾,担任国民党中央海陆空三军大学教官,后来又担任中华海员总工会秘书长(至今退休,健在),因此高考落榜,挑书担囊,愧归乡里。

  抱负和理想灰飞烟灭。繁重的劳动,艰苦的生活,把我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锻锤成一个肌腱硬朗,泛着古铜色泽的汉子。懊丧微茫,痛苦孤寂,我学着屈原独自漫步在常山江畔,我反复吟诵着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天问》,同时我也摹仿写了一些骚怨之词。我当过农民、教师,做过木工、油漆工,学过医道、缝纫,也曾背树放排,画像流浪。文革中受冲击,人间大苦大乐备尝。于是,诗歌女神台安娜怜悯了我,把她那艺术的光辉洒了我一头,让我得以窥见文学殿堂的瑰丽。

  接着,我幸运地接触到航埠中学几位杰出的老师。朱子善老师(他是杭州大学下放来的)给我讲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变,使我认知了唯物史观;徐寿昌老师把但丁的《神曲》借给我阅读,使我接触到欧洲中世纪的诗歌经典;黄乐川老师不仅在古典文学上给我以指导,他的书画让我膜拜。他们给了我清明纯正的政治理想,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,乐观浪漫的生活态度,于是,我开始摆脱个人的骚怨,开始关注下层平民的生活,将自己完全融合进去,将他们的喜怒哀乐写进文稿。

  1968年,我在《金华日报》发表了真正首次印成铅字的组诗《县委书记的传家宝》。

  1975年,我首次冲进省刊。《橘乡新歌》组诗三首在《浙江文艺》(《东海》)发表,1976年与陈峻合作的散文《橘花盛开》在省团代会召开期间由《浙江日报》4版头条推出。

  令人遗憾的是,当时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实在太少,在本地只有一个《衢江文艺》,而且是文化馆办的内部刊物。喜讯终于来了,衢州建地级市了,衢州有了自己的报纸——《衢州报》了,而且辟有副刊《橘颂》,这真是衢州文学界的大喜事,有了一块可供播种收获的沃土了。

  1985年11月,我在《衢州报》发表了第一首诗歌《洗发少女》。接着,1986年1月发表“航埠大桥”的照片和题诗。由于在《橘颂》副刊上发表的作品颇多,我被评为1986年度《衢州报》积极通讯员,得到了表彰。因了《橘颂》的培植,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,自此,我的写作更以“橘颂”为母题了,写下许多有关橘的诗文,例如:《橘花雨》《橘花蜜》《橘花酒》《橘乡酒亭》《橘乡雪》等。

  1987年12月,我在《衢州报》发表微型小说《邮件》,只有300来字,却内涵深远,获读者好评。李哲士先生还写了评价文章,使我受到鼓舞。《橘颂》的阳光雨露滋养了我,我的文学创作状态很好,写了不少作品,1988年底鲁迅文学院发函邀我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学习。遗憾的是舍不得750元的学费,没有去,要不然,我便是贾平凹、莫言、苏童的同学,或许会借到一点光噢。

  《浙江学刊》1988年第五期刊登了署名黎萌的文章《开始振兴的散文创作——1986、1987年浙江散文创作漫谈》。其中写道:孔繁强的《橘乡雪》…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挚爱与思索,体现了作者总体向上的人生观……《橘乡酒亭》泼墨般地描画了一幅橘乡的民俗画,具有浓郁的乡里风情,并渗透着作者那种超脱的处世观,不妨一读……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有一个好的开局,1991年10月6日,我在《橘颂》副刊上发表了散文《相思果》,内容是写在台湾的三叔与我们一家的情缘,其中紧扣的信物便是相思果——橘子,表达大陆与台湾的血肉之情。这是应衢县人民政府与《衢州日报》联合举办的“椪柑杯”散文大赛而作的,并且独占鳌头,有幸获得一等奖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文我寄给了台湾的三叔,三叔又转给了《中华海员》杂志社,该杂志加了编者按予以发表,令人不胜喜悦。

  我的散文“橘乡小镇”系列不仅在《橘颂》发表,还在全国各家报刊刊登转载,1995年全国唯一的《散文选刊》一年之中分三期选登了我的三篇散文,这是破纪录的。1992年我在《橘颂》上发表散文《独步》,接着《人民文学》副刊也予以转载,再接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的《散文精品系列》选登了这篇散文,令我惊讶的是此文居然与鲁迅、高尔基、郁达夫等文学巨匠收录在一起,予以出版发行。

  我开始学写小说。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散文,人物散文,即以散文笔调写的小说。感谢《橘颂》给了我许多发表的机会。1996年,《橘颂》发表了我的小说《裱画匠》,继之《东海》也发表了该文,更令人激动的是,1997年《小说选刊》第三期选登了这篇小说。当时我兴奋得彻夜难眠。《小说选刊》是当时中国小说最尖端的刊物了,是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呀,据朋友说,衢州市登上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的,我是第一位。因了此小说的入选,《东海》杂志的责任编辑鲍宗元(文清)先生还获得年度嘉奖,奖金一千元。那时的一千元是什么概念啊!此小说后来又被多家杂志转载。

  1997年我的小小说《拍画记》以笔丐的笔名在《橘颂》发表,继后参加了由上海《劳动报》主办的全国微型小说大奖赛,并获二等奖(一等奖空缺),2002年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世界华文双年选》选登。另外,全国多家杂志都转载了此文。2001年《浙江文坛》是这样评价我的小说的:孔繁强的《小镇人物》写得极有特色。在梅英、龙头拐、天亮光等小人物的命运中,折射了善恶有报的观念,作品语言简洁流畅,白描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。

  20世纪始,我将文学创作的重心转到书画创作上来。虽然有时偶尔也写点散文或小小说,但几乎没有多大冲劲,一部作为终生写作目标的长篇小说《张望》只写了十分之一便搁置一旁,披尘蒙灰。现在想来有点懊恼,觉得有点对不住《橘颂》这个园地。屈原在《橘颂》里吟道:“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!”而我怎么啦?我有时也扪心自问。我是《橘颂》园地上长出的一株黄杨木,到齐膝高的时候就停止生长了。有的文友说我的选择很对,现在捞个中国书协会员,衢州市书协副主席,柯城区书协主席,书画作品也能卖几个钱。其实我还是要感谢文学,感谢《橘颂》,我的书法作品完全得益于文学。书法的技法只是一个技术问题,功夫在书外,文学的修养使我能更深层次地探索书法这一艺术门类,读书使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艺术观、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。我的书法作品主要以自己的诗文作为母题,因此更能融入心灵的波动,情感的渲泄。而这往往是不少书法家需要解决的课题。

  当然,还有那么几个文友,他们更关注我的文学,反对我在书画上继续走下去,他们呼唤我回归文学,他们深知我的文学情结。其实,我也深感文学的力量,至于书画是难以达到她的思想高度和社会功能的。书画须亲眼目睹,而文学则可上天入地,跨洋过海,而且在我这样的年龄应该是立言立德的年龄。所以,我接受了这几位文友的劝说,开始重新思考我的文学之路。这次“《橘颂》三十年”征稿更激起我文学创作的热情。“《橘颂》三十年”,我仅仅走了十五年,如今重新上路吧!陶渊明说,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”,我真有那么点同感。虽然不会“悟已往之不谏”,但明白“知来者之可追”。

  我是一株黄杨木,是《橘颂》沃土上长出来的,尽管长得慢了些,但身子骨却是结实的,木质还是瘦硬的。不能做栋梁,那么或许可以雕个小摆件吧!

  (作者为中国书协会员,浙江省作协会员。衢州市书协副主席,柯城区书协主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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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来源:衢州新闻网-衢州日报  责任编辑:毛利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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