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学者胡福明讲座精彩实录
昨天下午，我到了衢州产生的第一感觉是：面貌完全一新。40年前，我出差南昌来过衢州，那时衢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城，房子很陈旧，比较落后。可这次来却发现，街道、房子面貌一新，而最大的特征是山清水秀，空气特别好。我还发现，我所住东方宾馆房间里，水龙头上标示的是可饮用水。只有水质好，也有这种可能。这种情况，我在全国地市一级的城市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今天，我要讲的是关于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的问题。
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的目的，是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配合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，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，最终实现了根本上的拨乱反正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“两个凡是”，批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，否定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是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。
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两个凡是”，就不需要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
1977年2月7日，两报一刊(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)发表了“二七社论”，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
这样的说法，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，这“两个凡是”就是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，都要贯彻，就是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，不准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，不准为冤假错案平反。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，都要执行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，都要坚持。
后来召开了两次会议。
1977年4月，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，会议上贯彻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。
1977年8月，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还是坚持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，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而且还说“文化大革命”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。
这两次会议，没有解决什么重大问题，整个中国还是处在徘徊之中。
历史是有根有源的。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两个凡是”，就不需要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，也不会有后来的“改革开放”。
老“粉丝”赶到现场，为胡福明拍照。
精彩的演讲，让听众们入了迷。
胡福明为听众签名
“两个凡是”出来以后，拨乱反正降温了，批判“四人帮”更难了
“文革”时期，我因为在一次党员大会上讲了几句话支持匡亚明(时任南京大学校长，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)，后被打成“匡亚明黑帮分子”，后来批斗、游街、劳改等，吃尽了苦头。
后来，我揭批“四人帮”非常积极，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委召开的大会上，我都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，批判“四人帮”。
当时，中国的广大人民有几个共同愿望：揭批“四人帮”，为邓小平同志平反，恢复他的领导职务；为天安门事件平反，要承认“四·五运动”是伟大的革命运动；要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，全面推动拨乱反正，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，不要再搞政治斗争了。
然而，“两个凡是”出来以后，拨乱反正降温了，批判“四人帮”更难了。
我当时判断，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，正处在历史重大转折的关口，正面临着历史的重大机遇。这个机遇，就是转变历史发展的方向，要改弦易辙，要开辟新的发展道路。
“‘两个凡是’是错误的”，这一点在1977年3月，我已经非常明确。我开始酝酿写文章，观点已经明确，就是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但当时还是有点怕，不敢去写，怕再当“反革命”。我已经当过一次“反革命”了，这次要是再被批成“反革命”，就可能永世不能翻身了。
要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，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。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，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，这个罪名可大了。“两个凡是”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，那我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等于否定毛主席，否定毛泽东思想，这个罪名更大了。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反毛泽东思想，反毛主席，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。
1977年的那个夏天，我独自一人一边思考，一边撰文
当时我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反反复复地考虑这件事情。我想，我是理论工作者，既然已经发现“两个凡是”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，那么我就有责任去对它进行批判。我决定批判“两个凡是”。
我去写了，可真正动手写的时候，又有困难了，该怎么批判呢？我研究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本质特征，其根本错误就是在于违背实践论，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，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是主观唯心主义。
但是，“两个凡是”讲的毛主席的理论、思想观点，所以我要另外找一个新的论点，这个论点必须直接对准它进行批判。我为“两个凡是”另外找了个靶子，把林彪的“天才论”、“句句是真理”、“顶峰论”作为批判对象，来代替“两个凡是”。当时，林彪的观点是可以批判的，“两个凡是”却不能直接批，不过人们看了文章都会明白的。
因此我写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这个论断，作为我的基本主题，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。
我要说明几个观点，一个观点是：所有的理论、路线、政策，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，包括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包括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是不是正确的，都要经过实践检验，没有例外。
另外一个，就是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、权威，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，正确的，要坚持；错误的，要抛弃；不完全的，要修正。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“两个凡是”，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，并不是不犯错的。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。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，再否定“两个凡是”。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，要对他“两个凡是”，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，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。你的“两个凡是”不适用于毛主席，你们错了。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。
这篇文章凝聚着集体的智慧，是集体创作的
到1977年8月底，文章写成了，我直接寄给了《光明日报》的哲学组组长王强华。那时候，文章的题目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，没有“唯一”两个字。
文章寄出去4个月，没有一点消息。
直至1978年1月19日，我收到了一封信和两份报纸清样，寄信者正是王强华。他在信中说：“文章已经看过，做了点删节，文章要说什么我们清楚，我们要用，请您修改，要谨慎一点，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‘过时论’之感。”
我改好了寄到北京，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，来来回回三次，每次都说要用了，可就是不见报。直到1978年4月，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研讨会。当天晚上，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总编杨西光处，另外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研究室的孙长江也都来了。我们在杨西光的办公室，讨论怎么修改这篇文章。他们要求要加强针对性，要充实文章的内容，要严谨，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。
在北京修改了几遍。晚上修改，第二天光明日报社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，再把新的清样送来，来来往往几天。会议结束了，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招待所又住了几天，继续修改。整个过程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，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，最后确定，交给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。这篇文章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支持。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杨西光告诉我，文章已由胡耀邦审定签发，先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《理论动态》发表，《光明日报》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。之后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立即转载，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。
参加这篇文章修改的有孙长江、杨西光、马沛文、王强华，可以说，这篇文章凝聚了集体智慧，是集体创作的。
[稿源：
衢州新闻网－衢州日报
编辑:
周璀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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